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伽利略。这个名字通常是与他在比萨斜塔上演示的落体实验紧密相连，不仅如此，他还发明了天文望远镜，并用它证实地球的确如哥白尼所说的那样是绕太阳运行的，结果导致了他与教会之间的激烈冲突。有关伽利略的故事三百多年来一直在世界各地流传，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位伟大的科学家还有一位十分出色的女儿。三百年间，她一直被遗忘在历史的某个角落里，而她在伽利略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不仅仅是女儿。
伽利略曾与一位威尼斯美女有过三个私生子女：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由于是私生女，伽利略的两个女儿都没有结婚，而是作了修女。在三个子女中，出生于1600年的维吉尼亚（Virginia）是伽利略最年长的女儿。她聪颖、勤奋而且敏感，伽利略从她的身上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而这也使她最终成为了他可以倾诉衷肠的知己（confidante）。在维吉尼亚13岁的时候，伽利略将她送到佛罗伦萨附近的一座修道院去当修女。在那里，维吉尼亚为自己改名为Maria Celeste，并将这个名字作为礼物送给她的父亲，以此表达她对始终对天空着迷的父亲的理解与支持。从那时起，她一直与伽利略保持书信往来。如今，女儿用漂亮的意大利文写就的书信依然保存在佛罗伦萨国家图书馆中。美国科学作家Dava Sobel查阅了其中的124封信件，透过这些昔日的书信，Sobel以一种与众不同的视角和方式重新演绎了那一段往昔岁月。
在伽利略生活的年代，佛罗伦萨正置于罗马天主教皇和萨美第奇家族的控制之下。在伽利略之前，哥白尼的学说使人们重新认识了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尽管支持和宣扬这一学说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但仍然有不少人在为之做着各种努力。而在科学之外，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s’War）带来的巨大灾难几乎席卷了大半个欧洲；与战争并行的是疾病，当鼠疫肆虐之时，最有效的方法却是祈祷。外界的纷扰并没有使伽利略放弃他对于宇宙的探索，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苦苦地寻求着一条出路：作为一名天主教徒，伽利略对天国充满了敬畏之情；而作为科学家，他用他的望远镜看到的天空却是另一番景象。如何才能使这二者和谐统一？此时的伽利略想必是十分矛盾的。
1632年，伽利略出版了《关于两个宇宙体系的对话录》一书。在这本书中，他巧妙地设计了一个三人对话的场景，并通过他们的辩论而最终肯定了哥白尼学说的正确。为了避免再次受到警告，伽利略在这本书前面写了一段序言，说哥白尼学说只不过是一种假设。但尽管他做得小心翼翼，《对话录》的出版还是激怒了教皇，伽利略因此被传到罗马宗教法庭受审。1632年6月22日，在缺席情况下，伽利略被判终身监禁，但允许监外执行。教会的压力、朋友的背叛、年迈多病的身体，重重打击之下，伽利略妥协了，他在由他人代写的悔过书上签字认罪，宣布放弃“异端邪说”。然而即使是被软禁在家，伽利略依然坚持用望远镜观察那始终诱惑着他的天空。
在伽利略与教会发生激烈冲突的岁月里，他的女儿自始至终都是他的有力的支持者。她如此之深地介入了伽利略的生活和工作之中，甚至当她在处理修道院事务的同时，她还在抄写着父亲的著作。不仅如此，她还通过一封封深情的书信将她的支持与鼓励传达给身处困境的父亲。一个是生活在众目睽睽之下的公众人物，一个是过着与世隔绝的修道院生活的修女，乍看起来，他们似乎是生活在两个世界中的人，但他们之间的相互支持和彼此深切的爱恋却使他们在逆境中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情，而这一切源自于女儿对父亲的观点中的内涵的深刻理解。但令人遗憾的是，伽利略写给女儿的信已尽数遗失，据推测，很可能是在MariaCeleste死后，修道院的院长嬷嬷害怕将修道院与这样一个被宗教法庭裁定有罪的人搅在一起而毁掉了那些信。
在Marie Celeste的信中，她称父亲为“最卓越、最受人爱戴的父亲大人”，这样的称谓有些太过恭敬，不免会使人误以为她仅仅是出于女儿对父亲的尊敬才这么做的，但事实上在这句称谓背后还有着另一层深刻的含意：她实际上是借用了伽利略《对话录》中的语句来表达她对父亲的深厚情感。
Maria Celeste死时年仅33岁。在一封写给巴黎的朋友的信中，伽利略称他的女儿是“一位有着敏锐的头脑、非凡的德行并与我温柔相伴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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